宋朝历史包括南宋,南明悲歌中的贵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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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贵州人民来说,他们的境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一位当时行经贵阳的旅客写下了当时的情形:“塘兵时被虎驮去,岭头坡足骸骨枕藉。商旅绝迹,止见飞骑往来冲突。又见割耳劓鼻之人,更有两手俱去者,犹堪负重行远,惨甚。即有奇山异水,不敢流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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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上位后自然对阮大铖怀恩必报,以定策和边才为名竭力推荐阮大铖,阮大铖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为兵部尚书。马士英固然不是救时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毫无道理。把他同阮大铖挂在一起称之为“阉祸”更是无中生有。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而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马士英起用阮大铖原意只是报知遇之恩,并没有为阉党翻案的意思。

不是你说应该就应该的,这是正统问题,你看,像朝鲜用的都是崇祯年号,没用弘光、永历等年号吧!

美国史学家司徒琳在《南明史》一书中认为,明朝始终面临着三大难题:废黜丞相制之后的君臣不睦(阉党问题的实质);士大夫之间相互攻讦的党争;文武官僚的不和。此三条绝症同样决定了南明王朝短暂的政治命运。南明一朝贵州有人出人,有地出地:弘光政权的首辅马士英与姻亲杨文骢抵命抗清,永历政权的贵州省成为抗清中枢基地达十年之久。但诸多贵州印记中,依然逃脱不了君臣不睦、士林党争、文武不和的亡明基因。在安龙上演的十八先生之狱,更是其中之悲剧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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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永历朝廷对如何在贵州设防抵御清军,还是迟迟不决。迟到8月,李定国在贵州西部划分了3个防区,以保卫从贵阳到云南府的北、中、南3条通道。他本人扼守中部据点关索岭,以阻止清军渡过北盘江。1659年1月,清军再次三路挺进:北路吴三桂,得到几个土司的合作,攻入了七星关;多尼攻中路(该军已代替了洛托部),夺下了关索岭,在北盘江的北部渡河;卓布泰则取南路,在南段的罗炎渡过北盘江——三支军队向云南曲靖集中。李定国在这次战役中,虽然拼命作战,挡住了多尼和卓布泰的推进,但处境愈来愈危急。8月7日,清军绕过李定国的军队,越过贵州边界,进入了云南东部,永历朝廷逃离云南府。

历数南明四朝,失败都是来自内部的不团结,晚明的党争并没有因为外敌的入侵而消失,相反在大敌当前之际,不是一心团结应敌,而是先搞内部斗争,阉党和东林党之间、朝官与义军之间、不同义军之间矛盾重重,内讧不断,即使没有外敌入侵都不能长久,又焉能对外?其实,对比东晋时期的“五胡”和南宋时期的金国,满清的实力是最弱的,所谓“人不过八旗、马不过万匹”,弘光时期山东、河南一带并没有满清的大军,当地的民兵武装已经稳定了地方的局面,请求南明北上,而此时南明内讧正烈,竟然无人去接收。这样的朝廷,又焉能视为与大明并肩而立的“南朝”?

1658年1月,掌管西南事务的清朝经略辅臣洪承畴,拿着孙可望献上的“滇黔地图”,联合吴三桂、洛托、卓布泰三路兵马向贵阳集中。

而南明小朝廷何时对南方实现过有效的统治?1644年崇祯自杀,明朝灭亡,不久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之后称帝的,跟傀儡有区别?这样你好意思说你是正统?

李自成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在甲申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缢煤山,明朝北廷倾覆。但同时,江淮以南还有半壁江山,两京制让留都南京还保有完整的中枢机构,明朝之国祚,也应如永嘉南渡之东晋、临安重建之南宋,接续不绝。然历史此时尽显吊诡,从福王朱由崧于南京改元弘光开始,到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弑,南明一朝18年间历经四帝一监国,留下的,却只是悲歌一曲。

永历六年(1652),南明永历朝廷接受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建议,定都安龙。不久,以大西军余部为主体的南明军对清军展开了全面反击。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湖南,取得靖州大捷,收复湖南大部;随后南下广西,取得桂林大捷,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全省;然后又北上湖南取得衡州大捷,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同时,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取得叙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复川南、川东。孙可望也亲自率军在湖南取得辰州大捷。东南沿海的张煌言、郑成功等的抗清军队也乘机发动攻势,接连取得磁灶大捷、钱山大捷、小盈岭大捷、江东桥大捷、崇武海大捷、海澄大捷的一连串胜利,并接受了永历封号。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恢复到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二次抗清斗争的高潮。

【作者系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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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在政治上倾向东林—复社,他自己没有很深的门户之见,爬上首席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阮大铖废置多年后,安排适当官职,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历史作了以下论断:“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

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初二,大学士苏观生、隆武辅臣何吾驺等于广州拥立朱聿键之弟朱聿鐭为帝,改元绍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军李成栋部攻入广州,朱聿鐭等皆死。绍武政权仅存41天。

南明政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贵州抗清基地,宣布就此沦陷。

三、鲁王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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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建立。由马士英、史可法等奉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弘光。在此期间,南京内部曾出现拥潞王(朱常淓)与拥福王之争,最后四镇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以军阀势力推举福王朱由崧为帝,马士英见风使舵,逼迫史可法等东林党官员同意。四镇及马士英等以拥戴有功,把持朝政,起用阉党余孽,贪赃枉法,与高弘图等东林余党针锋相对。明弘光元年(1645)三月,宁南侯左良玉称奉崇祯太子密诏,入诛奸臣马士英以清君侧,起于武昌,进逼南京。弘光朝廷,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清军迅速南下,连续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随后,清军渡长江,克镇江。弘光帝被迫出奔芜湖。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王锋、钱谦益等献南京城投降;二十二日朱由崧被获,解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

但随着孙可望个人政治野心的膨胀,贵阳成为了孙可望以“国主”身分发号施令的场所,这里建立了属于孙可望的六部等中央机构,相当于皇帝的行在。他的举止排场更像帝王。在贵阳,他发布自己所撰的经书注解,供以后科举考试之用;铸造自己的官印;建立太庙,以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他自己的祖父居左。不仅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又造行宫十余所于滇、黔道上,以备他巡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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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再者历史上的东西周,东西汉,东西晋,南北宋都是前一个政权灭亡,后续政权因与前朝血缘关系而继续使用前朝国号,且国祚长,为正统,南明有血缘关系但国祚不长,不为正统。还百就是历史上沿续王朝无东西南北之分,而是后人为区分两个同国号但不同时间的王朝而根据首领位置或统治中心区域而给予了东西南北的称呼。如东汉王朝还是西汉王朝,在当时都称自己为大汉王朝。但史学家为区分这两个汉朝,根据首都位置,第一个汉朝首都在今西安,第二个汉朝首都在洛阳,西安在洛阳以西称西汉,洛阳在西安以东称东汉。

孙可望与李定国交恶之后,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在云南的永历朝廷,虽然在名义上都属南明,却已隐成敌国。1657年8月,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自统率十四万兵马向云南进发。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滇中大震。但由于出师无名,又是内战,部下在阵前纷纷倒戈一击,9月下旬兵败如山倒,逃回贵阳只剩随从十五六骑。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东奔湖南投降清廷。

南明共经历了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四朝,细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崇祯自缢后,他的三个儿子被俘,未能逃出北京,此时南京留守百官面临的最大、最迫切问题,就是如何在宗室藩王中拥立新君。时任凤阳都督的马士英(贵阳籍),拥立了当时在血统伦序上的第一人选福王朱由崧。朱由崧称帝并改元弘光后的第二天,马士英入阁主持政务兼任兵部尚书,成为弘光朝的内阁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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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孙可望派杨畏知前往广东肇庆,同永历朝廷取得了联络,永历帝封孙可望为景国公(两年后追封为秦王),赐名朝宗。1650年春,孙可望派兵重回贵州,把上次攻入该省时未曾遇到的明军轻易击败,并予以收编;并着手在首府贵阳建立第二个大本营,并以此为中心,向南、北、东三方出征。随后是一连五年的攻势作战,迫使清军几乎完全退出西南各省,清朝对湖广西部与广东西部的控制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一、弘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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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严格来讲,南明既然不是清朝,自然算是大明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南明与东晋、南宋相比历时太短,地盘太小,难以相提并论。东晋、南宋都享国百年以上,虽然在军事上不如北方强盛,但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超过北方,历来被视为中华正统。而相比之下,南明在朝政上几乎没有正式的、稳定的行政体系,在地盘上没有稳住半壁江山,在文化上也没有建树,南明虽然传了四帝,但最长也只有十九年(郑氏在台湾虽然长期使用南明国号,但实际上最不听南明的指挥,也最局促台湾一地,不能视为南明政权的延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明的内斗太厉害,从弘光到永历,从建立之初到灭亡,都继承了晚年党争的恶习,先是阉党与东林之争,后是对归附的起义军的贬低和不信任,政治黑暗,腐败,内讧不息,辜负了大明遗民的期望,所以很多人,包括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也把南明视为清初地方割据的小政权。

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畅通无阻和百姓安居乐业,孙可望非常注意修筑道路,“凡街衢桥道,务令修葺端整,令民家家植树于门,冬夏常蔚葱可观”。同时,实行路引制度,防止清方间谍混入云贵。原大西军领导人把治理云南的经验推广到贵州全省,从而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扩大了抗清基地。

这是涉及到一个历史时期的沿续性,南宋时其实是类似三国鼎立的局面,且时间长,以南宋为正统。而南明时间短,清控制了大部分领土,史学界已视当时清为正统,南明已成地方割据政权。

马士英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后授南京户部主事。又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明朝九边重镇之首宣化府。到官第一个月,檄取公帑数千金,馈遗朝中贵臣,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而坐遣戍。然而此乃官场惯例,故当时东林—复社之人上书称此为阉党构陷。这段经历对马士英的后仕颇有影响:其一他能以文官身份巡抚边境重镇,自然不乏治兵的韬略。其二被太监告发后,东林党人出面为他说话,说明他与东林—复社这一士大夫集团的关系和睦。

四、绍武政权。

孙可望派大将白文选镇守贵州,收编当地的散兵游勇。对永历朝廷滥发的文、武官员劄付全部收缴,裁革了一大批鱼肉人民的冗官。令督学刘鸣凤考试贡生,分别伪滥。同时,致力于恢复农业生产,保护商业流通。孙可望收取遵义、石阡等地以后,“安抚遗黎,大兴屯田,远近多归之”。《爝火录》载:“孙可望在黔,凡官员犯法,重则斩首、剥皮,轻者捆打数十,仍令复任管事。除去革降罚俸等罪,兵民亦如之,无流徒笞杖之法。盖事尚苟简,文案不繁。官绝贪污馈送之弊,民无盗贼攘夺之端。一时反以为便。”

人们一般都以李自成破北京,崇祯自尽,算作明亡。实际上,当时江南一带还有很大一块地方是明朝统治,也就是后来的南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历经四帝一监国。

原标题:【专题文史】南明悲歌中的贵州印记

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十八日,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桂王朱由榔于肇庆称帝,以次年为永历元年。这是也南明存在时间最长,基本有个小朝廷样子的政权。但其主力却是李自成、张献忠的义军余部,骁勇善战,曾屡次击败清军,在湖南连连取得胜利,几乎收复了湖南全境。这时,广东、四川等地的抗清斗争再起,清江西提督金声桓、清广东提督李成栋、清广西巡抚耿献忠、清大同总兵姜镶、清延安营参将王永强、清甘州副将米喇印先后反正回归明朝,清军后方的抗清力量也发动了广泛的攻势。一时间,永历政权名义控制的区域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还包括北方山西、陕西、甘肃三省一部以及东南福建和浙江两省的沿海岛屿,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永历二年(1648)春收复了湖广、湘桂部分地区。永历六年(1652)收复广西全境。接着北取长沙,东扫江西,收复二州16郡。

1647年张献忠死于四川,其主要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诸人皆为献忠“养子”)重组残部进入了相对安全的贵州省。当时贵州省面积较小,北部占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属于四川,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贵州作为基地,休整士马,建立政权。当他们得到云南发生了沙定洲叛乱的消息后,立即决策挥师南下,直取云南。经过一年的苦战,他们荡平云南全境,又废除了大西国号,并向云南前明士绅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永历十年(1656年),孙可望秘谋篡位,引发了南明内部一场内讧,李定国拥永历帝至云南,次年大败孙可望,孙可望势穷降清。孙可望降清后,西南军事情报尽供清廷,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永历十二年(1658年)四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年底吴三桂攻入云南,次年正月,下昆明,进入云南,桂王狼狈西奔,进入缅甸。李定国率全军设伏于磨盘山,企图一举歼灭敌人追兵,结果因内奸泄密导致未能大获全胜,南明军精锐损失殆尽,磨盘山血战是南明最后一次机会。

永历经营贵州

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初七,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及南安伯郑芝龙、靖虏伯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闰六月二十七日称帝,改福州为天兴府。隆武帝继位之初,想有所作为,他集廷臣议抗清战守。即位不及半月,即下诏亲征,影响颇大,同时又安抚难民,联络抗清义军,改变原来弘光朝廷联虏灭贼的错误政策方针。然而隆武却颇不得势,其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地方实力派郑芝龙手里。隆武二年(1646)七月,清军攻下浙东浙南,即挥师南下。郑芝龙暗中与清军洽降,撤兵还安平镇。福建门户敞开,清军长驱直入。隆武帝出奔汀州,八月二十八日被清军追及擒杀,隆武政权灭亡。之后郑芝龙以无大用,被清廷所杀。隆武帝本人可以说是南明诸帝中最为有能力的皇帝之一,只可惜在错误的地点选择了错误的势力,才使得他无所建树,最终隆武朝廷的复国计划称为了泡影。

弘光立国仅一年后,清兵渡江攻陷南京,城破之际,马士英带着贵州兵四百护卫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但因为东林党在江南的影响甚大,弘光帝死后,监国鲁王和福建唐王都拒绝接纳马士英,他投奔长兴伯吴日生军中继续抗清,失败后被清军在太湖擒杀。晚节清白。

二、隆武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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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刘文秀于四川用兵失利,在保宁战役中被吴三桂击败。而孙可望妒嫉李定国桂林、衡州大捷之大功,逼走李定国,而自己又在宝庆战役中失利。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也在漳州战役中失利。所以明军在四川、湖南、福建三个战场上没能扩大战果,陷入了与清军相持的局面。

弘光首辅马士英

五、永历政权。

南明历经四帝一监国,弘光和隆武政权都坚持了一年,鲁王监国坚持了半年,绍武政权仅仅维持四十一天,最长的政权当属永历,坚持抗清十五年。而这份功绩,与招揽原张献忠余部的大西军为倚傍,深耕滇黔两省为抗清基地密不可分。

隆武元年(1645)闰六月二十八日,在浙江余姚、会稽、鄞县等地抗清义军及故明官吏缙绅的扶持下,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控制了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其政权高度腐败,热衷于与隆武朝争夺皇统,势同水火。顺治三年(1646)六月不战而溃,朱以海出海至舟山。该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即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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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士英与同年进士出身的桐城人阮大铖关系甚好,阮大铖本是东林党的得力骨干,在《东林点将录》中绰号为“没遮拦”。后因党内攻讦,转而投靠魏忠贤成为阉党。魏忠贤倒台后,闲居南京的阮大铖组织“群社”,与东林党的复社相互攻击。为图东山再起,他结交致仕回老家的首辅周延儒,并动用大量银两资助周延儒重回北京复为内阁首辅。周延儒得到阮大铖的资助,但碍于东林骨干的要挟,采取折衷办法,没有启用阮大铖,而是接受阮大铖的推荐,起用马士英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阳军务。马士英有了凤阳总督一职,在北廷倾覆之后,成为南京京畿手掌兵权的重臣。他派贵阳同乡姻亲杨文骢到淮南请回福王朱由崧,又率领军队,乘船一千二百艘,由淮入江,抵南京江边,拥戴福王做皇帝。其权势超过了当时南京百官之首史可法。

当时顺治帝迁都北京,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政治上,军事上都有成系统建树,平定了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这些政权与东晋、南宋不同,前者都享国百年以上,历来被视为中华正统。而南明在20多年间几乎没有稳定的行政体系,又内斗厉害,政治黑暗腐败,历史学家把南明也只是视为清朝初期的地方割据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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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应该是永历皇帝朱由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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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永历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势力互相攻讦,农民军也倍受排挤打击,不能团结对敌,这就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永历三年至四年(1649—1650),何腾蛟、瞿式耜、张同敞等人先后在湘潭、桂林的战役中被俘牺牲,清军重新占领湖南、广西;其他刚刚收复的失地也相继丢掉了。不久,李过病亡,其子李来亨同其他农民军将领率部脱离南明政府,转移到巴东荆襄地区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独立抗清。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清康熙三年(1664)。

大清为什么修《明史》?也是为了宣誓明朝的灭亡,因为只有朝代灭亡才修史,宣告明朝灭亡,清朝才是中原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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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永历十五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索求桂王,十二月缅甸国王将桂王交于清军,次年四月桂王与其子等被吴三桂处死于昆明。七月,李定国在勐腊得知桂王死讯,亦忧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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